星期一  2014年12月22日
搜索:

  【财新网】(特约记者 刘颂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石油系统腐败窝案已令各界震动。近期,中远副总经理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又接连被带走接受调查。十八大后不到一年,已有十余名重量级央企高管被查,涉及能源、电信、海运等垄断领域。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中“落马”的高官,最高级别的中央委员蒋洁敏、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均出自央企。由此可见,在中央纪委的反腐布局中,查处央企腐败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央企资金、项目密集,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其腐败案件往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早在徐敏杰落网前,财新就曾对中远高租金船的腐败链条进行了报道,在读者热议中,不乏央企中人,称:“作为中远人,我期待这篇报道久矣!”还有读者评论指出:“政企不分的党化治理结构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的诸侯割据。”

  中央纪委以如此高频率“打老虎”,的确表现出了打破利益割据的勇气。由此判断,未来的央企反腐还将有更大的动作,可能会挖出更多的窝案。但“打老虎”并不足以根治央企腐败,更多的是起到震慑作用,让央企高管“不敢腐”。尤为重要的是,如何破解央企的制度痼疾,让高管“不能腐”。

  央企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病根出在其制度安排的先天不足——所有制的缺陷造成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国有资产很容易被管理者侵吞;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则造成“监督者缺位”,央企成了一把手的独立王国。

  先天不足的背后,是央企的垄断特性、官商合一特性。腐败乃是垄断的“孪生兄弟”。央企往往在所处的领域中占据垄断地位,寻租空间巨大。而且,国企、央企的垄断,其本质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收益权利的垄断,这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通过长期市场竞争形成的某些领域的垄断并不一样。官、商角色的合一,使得央企更像是一个行政官僚机构,但又比一般的行政机构有更多潜在的腐败收益诱惑。学者王涌即曾在财新网撰文指出国企“隐秘的政治功能”,这决定了国企治理结构的缺陷,而治理结构的缺陷必然导致结构性的腐败。

  多年来,央企也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些集团公司下面还组建了上市公司。但公司治理只是表面形式,并未触及央企行政化架构的根本。目前在国资委公布的央企名录中,共有113家企业(集团)。其中,有53家被称为“中央骨干企业”。53家特大型央企的最高领导层如董事长、总经理等,都是由中组部任命。这种行政式的等级授权制,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按《公司法》规定,董事长须由董事会成员过半数选举任命,CEO须由董事会任命。按照现代企业的制度设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可以实现三权分立,但在央企与其他的行政机构并无二致,往往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缺陷还可以通过官方的统计数据表现出来。据审计署今年年中公布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央企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程度令人惊讶:53户中央骨干企业中,有21户未按公司法注册,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有45户内部层级超过4级、最多达11级。

  说到底,要根治央企的腐败病,不能只靠“打老虎”,也不能再继续不痛不痒、只动皮毛的所谓国企改革,必须真正触动所有制,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央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所幸的是,这些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已有关注。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部分,提出“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部分,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触及灵魂”的改革,必须落到实处。

决策因透明而科学,行政因透明而可信;政府因透明而进步;社会因透明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