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中国通讯2011年第11期.pdf
甘肃特大校车车祸：遗忘已经开始
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幼儿园接送校车被撞，事故造成21人死亡，其中两名为成人(校车司机和幼儿园教师)，其余19人均为幼儿，另有40多名幼儿受伤。据悉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
此起车祸之惨痛举国震惊，但几天后“财新网”就发文《甘肃特大校车车祸可能很快被忘的11条历史证据》，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事发后，除了官媒透露死亡人数、补偿数字、某官免职外，没有一家媒体发表一篇此事的深度报道，听不到受害者家属、学校方面的声音，媒体能发表的只是评论。没有记者第一手的采访、记录，听不到当事人的声音，这样的惨祸留给我们的只是死亡数字和现场那如同纸糊的校车，等校车的话题说腻后，舆论就会转向另外的热点。能让这样重大的新闻题材这么平淡地过去，尽量抹平我们的集体记忆，已经是常事。事故发生后，当地把维稳摆在第一位时，遗忘其实已经开始了。
公务员考试：公开才能公正
一年一度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开考。而此前发生的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体检舞弊事件，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才能防止这类考试漏洞和招考黑幕。
宋江明报考山西长治公务员时，成绩第一，但体检时遭遇舞弊，被判为不合格。经过媒体曝光，顶替宋考上公务员的考生贾美玉被撤销录取，宋被重新录取。长治市人社局副局长陈波、一名科长以及体验医院的副院长被免职。宋江明一事并非孤例，四川亦有类似的考试第一、体检被涮，但当事人至今求告无门。比起事业单位自定条件的“萝卜招聘”来，公务员考试作弊难度要大得多，但还是挡不住有“门路”者在体检环节作文章。考生看不到体检报告，是否合格是录取部门一面之词。现行监督、制衡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考生的知情权、申诉权没有得到可靠保障。哪怕“翻案”后，当地也没有将追责进行到底的精神，仅免职几人就想敷衍过去。
PM2.5：掩耳盗铃到几时？
随着北京灰霾天气，PM2.5这一环保术语最近屡屡成为人们谈论对象。环保部11月1日对PM2.5微粒测定标准作出规范，但未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强制监测指标。相关人士称，技术已不成问题，但是目前国内PM2.5的污染情况较重，如制定标准，将大范围超标。官方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不是空气质量决定了监测到的数据，而是发布的数据决定了空气质量，不公布数据就意味着空气没问题，群众情绪稳定。
为什么有些地方部门不愿公布PM2.5的监测数值呢？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节能减排与结构调整的压力，天气不会说谎，一旦PM2.5不太“雅观”，起码最扎实地说明了城市的生产环境有待改良，如果顺藤摸瓜下去，也许还能发现更多隐身的“污染源”；二是宜居口号与民生承诺的压力，粗糙的标准下，灰霾天也是“优质天”，一旦标准提高上去，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那么，诸多城市信誓旦旦的“蓝天计划”恐怕就会在数据上“翻脸”。
动车事故：时间已到，请给民众一个说法
11月21日是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120天，也是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公布事故调查结果的基本时限。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接受采访说，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问题，主要是人员和管理问题。但媒体发表后，王专家却又出来说，这仅是他个人看法，而且媒体报道与他个人看法并不一致。
专家的出尔反尔使人们对事故调查的严肃性又多了层疑虑。温州7·23动车事故，特别是事故处理和善后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公众心中都留下了隆重的阴影，郁结着失望、愤怒和焦虑，亟待及时、公正、详实的事故调查结果予以纾缓和化解。现在，本以为马上水落石出的调查结论，却以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的“个人意见”和报道内容“不属实”收场，院士专家颜面扫地，公众得到的自然也只能是一个让人深感失望和遗憾的结果。
修改预算法能解决突击花钱的问题吗？
时值岁尾，仅中央部门未执行预算就达186.83亿元，多年来周而复始的财政突击花钱闹剧会不会重演，已渐成媒体关注的焦点，率先“蹦”起来的媒体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年仍将继续。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而今年，按照统计数据，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
预算制度不科学，漏洞甚多，导致了包括“年末突击花钱”等问题，于是有关人士再次呼吁修改预算制度。然而，还有两个问题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是如何保证《预算法》的修订能够科学、充分集中各界智慧与民意？二是，即便修订后的预算制度理论上足以防范“突击花光预算”之类的问题，如何保证它能够有效执行？“突击花光预算”之恶，说到底是权力不受约束之恶。
唐山投毒案：未能遏制的蔓延
从10月31日起的八天内，唐山连续发生四起中毒事件，三人死亡、五人中毒，毒源为裹着毒鼠强的果丹皮。案件告破后，滦南县文明办主任李晓茹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如此评论此事：“这四起投毒案件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公民的防范意识较差；第二，部分群众仍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果说，10月31日裴某误食果丹皮中毒，尚可说是“防范意识较差”、“仍有不良的生活习惯”。11月3日、6日、7日分别在滦南县不同地方，先后共造成3人死亡、5人中毒的事件——根本就是政府信息披露不及时，未果断向民众预警的结果。11月3日，一对母子因误食果丹皮，儿子不幸死亡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迟迟未正式发布任何信息，任由各种传言在社会流传。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敛财还是公益？
11月3日，高达24.15米的宋庆龄雕像现身郑州郑东新区。雕像是由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建造，其800平方米基座将设计成可容纳600多人的会议厅。雕像旁边还有4栋6层小楼。自从9月份河南宋基会在郑州新区的二百多亩地，因为五分之四搞了房地产受到公众质疑后， “宋庆龄”雕像再次吸引了公众目光。这座雕像下面是个会务中心，投资4亿多元，将来开门营业后是要赚钱的。为了回答公众质疑，官方组成了调查组，但是迟迟不见公布结论；河南宋基会又闭口不言。
类似于巨型雕塑这样的大手笔、大投资，若非捐赠人的特殊意向，则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也就是说，公募基金会必须向社会彻底的公开收支信息，其内部治理结构、理事会的组成也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而河南宋基会面对质疑的缄默和回避，使其逐渐丧失公众的信任。河南宋基会的资金使用与信息披露严重缺乏公共性，其作为公募基金会，早已变味，更像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营利机构。
深圳拒绝农运会：官办色彩让运动会成千夫所指
近日广东江门举行的广东省农运会突然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深圳市以本市没有户籍农业人口为由拒绝参加此次比赛，只派出了观摩团，这令赛事主办者感到难堪的一幕在中国体育历史上极其罕见，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思考——中国的运动会是不是办得太多了？
在目前国内形形色色的全国性运动会中，由体育系统主办的是全运会、城运会和全国体育大会三项大赛，而农运会是由农民体协主办、民运会是由国家民委主办，残运会、特奥会由残联主办，大学生、中学生运动会由大学生和中学生体协主办……政府在举办体育比赛上的管办不分，很大程度上导致体育比赛在中国从一种纯粹的体育活动形式蜕变为体现政府政绩的“盆景工程”。尽管承受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其中巨大的利益还是让各主办机构乐此不疲。
在押死亡与官员非正常死亡
近一月报道的在押死亡、官员（包括敏感岗位普通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列举——
在押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
近期案例摘要
上海大火受灾居民诉市政府： 2010年11月15日下午，上海静安区胶州路728号一幢高层公寓发生大火，导致58人身亡71人受伤。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各界纷纷捐赠款物，但此后在慈善款物的发放问题上，相关部门屡屡遭到受灾居民的质疑。受害居民目前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上海市人民政府。11月22日下午，上海大火部分灾民状告上海市政府的两起案件，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法官当庭宣判，驳回王鬨等21位灾民代表的相关要求。（上海静安大火灾民为善款公开状告市政府被驳回）
曹传舜诉安庆市规划局：和开发商因房产问题起了纠纷，安庆市民曹传舜遂向该市规划部门申请调取自己房屋的规划图纸作为书证，然而历时8个月，经过监察局的协调，仍不能如愿。曹先生于是一纸诉状递交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月26日，这起安庆首例信息公开案已由该法院依法受理。（安庆市民调取房屋规划图纸均被忽悠 一怒之下状告规划局）
赵正军诉卫生部：2010年11月，河南消费者赵正军向卫生部申请政务信息公开，请求其公开《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征求意见稿）“都征集了哪些宝贵意见、如何修改以及何时出台等事项”。卫生部回复此事不属公开范围，5月，赵正军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提起诉讼。11月，赵收到法院判决书，卫生部因向社会公开征求“食品国标”意见却不公开政务信息败诉。（公开征求意见信息却不公开 河南消费者告赢卫生部）
王才诉联通河南南阳分公司：消费者王才于2010年7月向南阳联通公司发出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该公司计时计费系统2009至2010年度相关计时计费的检定证书报告。15个工作日内不见任何答复，王才告上法庭。近日，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公司败诉，并限期向客户公开计费信息。（全国首例公民诉通信公司信息不公开案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