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再次向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提交修订《保密法》的提案。

　　蒋洪认为，现行《保密法》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国家秘密界定过于宽泛；二是政府行政部门决定国家秘密和密级；三是程序上缺乏必要制约。

　　许多学者继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建立严格规范的定密责任人制度；削减各级国家机关、单位设定国家秘密的权力；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克服现行保密制度中定密主体过多、定密标准过于随意、定密范围过于宽泛的弊端”。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则倾向于通过《保密法》的修订，达到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衔接的效果。甚至，熊文钊认为，《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合为一部法。

　　“政府可能很多时候只看《保密法》，不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反，律师可能只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看《保密法》。于是各说各话，自然说不到一块去，滋生矛盾。而双方又似乎都依法有据，事情交给法官，法官也无法判断。因此，协调统一才是问题关键所在。”在4月12日的研讨会上，熊文钊发言称。

　　有专家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得一步一步来。“能不能一步走到位呢？阳光政府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但一定要有具体的程序和支撑的路径才行。在后者做不到的情况下，还得缓而图之。必须要有相应的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细则才行。要系统地、一步一步地把这个问题展开，不能一下子落实，一下子是做不到的。在我们现实的国情上，准确地讲，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公开。法律规定哪些方面是可以公开的，可以有诉权，可以依法去起诉。但法律没有规定的，办不到。”

　　实际上，此处所提诉权，是《保密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为人所诟病之处。

　　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正伟告诉记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关于公民诉权的规定，几乎成了一纸观赏条款，“法院不敢受理因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信息公开制约监督机制难以发挥效用。”

　　而如今《保密法》修订，又遭遇同样困境：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国家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最终未能公开，有何救济途径？

　　根据《保密法》以及《保密法实施办法》，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属于何种密级，由此产生争议，公民并无申请救济权利。

　　“假使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对需申请信息一无所知的公民，如何可能举证该信息非国家秘密？”

　　评论人士潘洪其将《保密法》的救济途径比喻为“第二十二条军规”。在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类似条款如此写到：军人申请停止飞行，只有在他本人成为疯子后，提出申请，才可获准。

　　不言自明：倘若军人还能意识到飞行会有风险，继而提出申请停止，他还是疯子吗？

　　毫无疑问，公民无法举证该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因为他连该信息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一旦政府以“涉密”回复，最后的结果，只能以放弃做结。

　　对此，熊文钊也倾向于《保密法》修订后，应当给公民以救济权。“公民没有申请资格（申请相关机关确认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公民和律师的参与，这个审查的机制怎样建立？责任怎样来规定？”

　　2008年3月，国家保密局副巡视员郭杰曾撰文指出，对于公民和公权机关之间关于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能不能公开的争议，应当建立争议解决机制，比如由保密工作部门来判断和决定。

　　“不仅要严格泄密的法律责任，还要追究随意定密、违法定密的责任，并建立相关司法救济保障机制。有关部门故意借口保密，封锁信息或因随意定密，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造成损害的，受害者有权要求经济赔偿。”郭杰说。

　　郭杰的设想，有望实现。此次立法修订“定密责任人制度”是研究项目之一。不过，其研究专家似乎也信心不足，“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可操作性有多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