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与媒体的亲密接触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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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就传来了谷歌不堪搜索结果审查之扰，意欲退出中国市场。这与另一条消息相映成趣，广东《清远日报》的总编辑在新年寄语中说：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报纸。清朝一位官运亨通但政绩平平的官员，在晚年曾透露做官秘诀：多磕头，少说话。这还是门生在私下请教时说的，而如今这样的话已经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说了。不过，这位总编虽然不想惹麻烦，但这句得意忘形的话却还是给他惹来了麻烦，同行对此十分不屑，揶揄说：“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厕纸。”

这个小风波或许正体现了中国媒体的一种尴尬局面：想坚持职业伦理，有可能落得像谷歌这样的局面（尽管严格意义上谷歌不属于媒体）；只关注生存，不惹麻烦，会让有职业操守的同行看不起，在读者那也讨不到好，只能靠政府养着（也只有党报才有这种待遇）。

这种尴尬也体现在对重庆打黑案的报道上。至今为止，传统媒体在报道打黑案时，主要还是根据警方提供的材料，很少透露来自被告方面的消息。而警方提供的消息往往有渲染的成分，例如谢才萍包养16个情人的新闻，就是来自警方打黑成果展，但后来证实的仅有一个。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博客成了被告方新闻发布唯一途径，网络成了他们的发布会：李庄的辩护律师将其辩护词放到了网上，樊奇杭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在博客上发了《重庆打黑第一案必须纠正的几个传闻》。但这些内容基本上不被传统媒体或大的门户网站报道。

媒体的沉默有时是可以理解的，公众虽然希望媒体勇于报道事实，但却不强求他们去做烈士，就像被过滤的谷歌也比没有谷歌好。但有的媒体就突破了这沉默的底线了。《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李庄事件，后来据说其内容是来自警方的一份通稿，但中青报却未加任何“通稿”的字样最先发布了。此篇充满倾向性和批判色彩的报道不仅使中青报受到律师界的质疑，还受到同行的睥睨。其法治部主编后来也承认：“的确有些地方用词不当，有些地方对信息来源的交代不完整”。

其实在重庆方面，这次是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应对媒体的，有传统的手法，例如提供有关涉案人员私生活的猛料（俗称“搞臭”，在文强、谢才萍、李庄案里都使用了），在庭审前先进行打黑成果展占领舆论阵地，还有以华龙网为中心的网络阵地。特别是在李庄案里，重庆把它的学术阵地西南政法大学里的学者拉了几个出来，专门举行了通气会，要争取第一时间压倒对李庄案的质疑。比安徽阜阳案透明得多的是，重庆没有禁止媒体旁听庭审，不仅提供旁听证，还同时提供专家意见。

尽管做了这么多布置，争取到了第一时间，对李庄案以及整个打黑中的不规范行为的质疑还是越来越多了。大部分传统媒体或网站或能被扼住喉咙，甚至被争取过来，但毕竟还有一些敢说真话的，而网络博客的存在使辩方的声音也发了出来（尽管不像官方声音那样响亮），还有其他法律学者、评论者的声音，使争议不断发酵、扩散。

六七年前的另一次打黑——沈阳刘涌案，也曾引起舆论沸腾，但那时舆论似乎有一边倒的倾向，而最高院出人意料地介入并以死刑结束了争议，笔者当时也是认同主流的。这本来已经像一桩铁案了。但经过重庆这次打黑，有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充分报道，各种评论的针锋相对，使得人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回顾刘涌案（那时媒体还没有这样热闹）。魏晋时，明明是汉献帝被迫退位，却上演了一部禅位曹丕的戏，阮籍由此怀疑起更古的禅让，于是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感触。如今重庆的打黑，有了媒体（尤其是网络）这样的深入介入，或许会使人这样感叹：刘涌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重庆打黑，是公检法方与媒体及舆论的又一次亲密接触，有打黑这面大旗，又有信息优势和学者资源，再加上司法本身的威力，重庆官方这一次在争取舆论方面还算成功。但比起几年前刘涌案那种压倒性的舆论优势，就大大不如了，这次削弱官方话语优势的，就是网络言论和那部分不甘做最佳厕纸的传统媒体。尽管2009年受到各种各样的“专项治理”，媒体还没有沦为厕纸，网络仍旧有说话的地方，或许这是在谷歌即将退出中国之际的一件值得安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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